【Open Access】创新街区的场所营造研究
阅读:6132 2020-06-09

 精彩导读 

“地理已死”和“无地点性”的论点早在20世纪末即被学者广泛提及,但即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受到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巨大影响的当下,与集聚相关的地点或场所的作用也并没有减弱。正如乔尔·科特金早在2000年出版的《新地理》中就指出的,技术变革可能只是对不同城市或城市不同区域的发展机会重新洗牌而已。过去20年城市的发展也证明的确如此,创新活动的集聚正在成为推动大城市内城复兴的关键动力,特别是创新人才正成为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正如莫雷迪(Moretti)在《新就业地理》(2012)中所说,虽然创新不会成为工作岗位的主要来源,但一个创新人才会带来5个新岗位,创新人才的集聚对社区的影响要远超过其所占比例的影响。而对创新人才和创新活动而言,以熟人通话和简单信息交流为主的视频通话或网络会议,并不能替代创新过程中所需的、适宜进行“冲突”性对话的“面对面”交流。结果是,曾经受“产业空心化”困扰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国际大都市内城,在新一轮城市发展中受到以创新人才为主的“创意阶层”的青睐,创新街区现象得以广泛兴起。

创新街区广泛兴起背后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场所质量的改进是其中比较关键的一个。正如西尔和克拉克在《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2019)一书中所言,场所质量和创新岗位之间可以说是鸡与蛋的关系,谁先谁后很难确定,但两者之间确实是高度相关的。因此,相比创新人才集聚和场所营造谁先谁后的莫衷一是,一个好的有利于创新人才和创新活动集聚的场所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和如何营造,却可能是一个更值得研究和更具规划实践意义的选题。而这正是《创新街区的场所营造研究》一文选题的初衷,也是其想尝试解决的关键问题。

——  邓智团  陈玉娇

【文章编号】1002-1329 (2020)04-0022-09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819/cpr20200405a
【作者简介】
邓智团 (1979-),男,经济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陈玉娇 (1996-),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新街区的兴起动力、运行机制与推进路径研究”(18BJL088);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有限理性、场所依赖与创新街区兴起的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17SG55)。本文刊载于《城市规划》杂志2020年第4期。
【摘要】“城兴人,人兴业”的城市发展新逻辑下,创新街区正成为城市新一轮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创新主导的创新街区建设中,“场所营造”成为街区吸引创新人才、促进知识产生、集聚创新活动的关键策略,是促进街区提高创新活力的重要路径。本文基于创新街区的实践和文献的综合分析,发现创新街区在场所的环境、结构、功能、氛围和意象等场所营造领域具有广泛的共同性,据此提出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iFACE”概念化分析模型,并以全球典型创新街区案例为对象进行归纳,总结出创新街区提升吸引力和激发创新活力的场所营造举措,为“国家双创”和“城市修补”背景下我国城市的创新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创新街区;场所营造;创新活力;“iFACE”模型

RESEARCH ON PLACE-MAKING IN INNOVATION DISTRICTS

ABSTRACT:Under the new urban development logic of “people follow city, jobs follow people”, innovation districts are becoming the driving force in the new round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dominated by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place-making” has become the key strategy for promoting talents attraction, generation of knowledge, and agglomeration of innovative activities, and has been the major approach contributing to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practice and related research literature, the article finds that there are extensive common experiences in place-making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in terms of environment, configuration, function, ambiance, and image. Accordingly, an “iFACE” framework model for the place-making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is proposed. It also studies typical cases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in the world, thus summarizing place-making initiatives to enhance attractiveness and stimulate innovation dynamism,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new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nd “city betterment”.

KEYWORDS:innovation district; place-making; innovative vitality; “iFACE” model

1

 引言

因能源危机的压力和环保主义的兴起,近年盛行的城市发展理念正从20世纪的“田园资本主义”转变为“注重步行空间,强调密集型发展”的“新城市主义” [1]。强调适宜步行的邻里环境、功能混合、高质量的建筑和城市设计、可持续发展和追求高生活质量的新城市主义,与创新创意人才的工作与生活需求高度吻合。因此,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促进文化多元,营造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成为集聚创新创意人才、塑造城市发展新动力的钥匙,形成环境吸引人才,人才集聚产业,产业繁荣城市[2],城市发展逻辑从原先的“业兴人,人兴城”升级为所谓的“城兴人,人兴业”[3-4](图1)。由此,纽约、伦敦、旧金山和波士顿等一大批外国城市重新焕发创新创意活力,迎来新一轮发展;我国亦是如此,从最新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的理念可以得到证实。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专访谈“雄安新区可以复制吗”时指出,当前的发展逻辑已发生转变,从廉价的要素吸引企业,企业吸引就业和人才,转变为优质的城市生活和公共服务吸引人才,人才吸引企业,企业创造繁荣[5]。在以创新创业集聚推动的新一轮城市创新发展进程中,涌现出了所谓的“创新街区”现象,如美国剑桥肯戴尔广场(Kendall Square)、美国纽约硅巷(Silicon Alley)、英国伦敦硅环(Silicon Roundabout)和西班牙巴塞罗那22@街区(22@ Barcelona)等。与内城复兴结合在一起的创新街区,是新经济下兴起的一种有别于以往郊区园区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工作-生活-学习-娱乐”四位一体的综合功能,吸引和留住知识企业和员工,为知识经济带动城市复兴创造巨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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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城市发展逻辑的升级

Fig.1  Upgrading of the logic of urban development

创新街区的国外实践已十分普遍,国内的城市建设中也有一些尝试,如相对成熟的上海杨浦区的创智功能区、上海黄浦区的广慈-思南医学创新园区和深圳南山高新区南区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被誉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的城市设计国际咨询任务书中,就有明确的“创新空间单元”的设计要求。这些创新空间单元的面积被设定为1~3km2,步行15min可达,在这一空间范围内,要提供就业、居住、优质的公共服务、高品质的公共空间以及特色城市风貌,能满足一个家庭多样化的工作、生活和服务需求[5]。本质上,这种创新空间单元就是创新街区,雄安新区的规划设计要求体现了对城市发展新逻辑的重视和响应。可以说,创新街区的最新理念正在我国城市更新和建设实践中得到践行。但目前国内关于“创新街区”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大多依旧停留在原先“高科技园区”视角上,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或城市发展现象来看待,缺少用新概念进行突破性审视的研究。“场所营造”是当前在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建设中非常重要的概念,通常包括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和管理等多个维度,目的是利用所在区域已有的资源和潜力,创造公共空间以增进人们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6]。已有场所营造文献侧重对不同地区的场所营造进行探讨,如传统特色街区、城市夜生活街区[7-9],或对使用不同元素的场所营造进行研究,如开放空间、艺术品或声音等[10-11]。虽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但对能激发创新街区创新活力的场所营造的研究还较欠缺。

为此,本文将以“城兴人,人兴业”的城市发展新逻辑为理论出发点,以场所营造改善环境、环境吸引创新创业主体(人才和企业)进而激发街区创新活力的逻辑来探讨创新街区的规划建设路径,通过对全球4个典型创新街区案例的系统分析,尝试探索总结创新主导的新经济空间场所营造的关键因素,运用介于演绎法和归纳法之间的“基于案例研究构建理论”的方法,形成创新街区的场所营造理论,以期对新时代“国家双创”和“城市双修”背景下我国城市建设和更新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本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引言部分,简要介绍创新街区现象的兴起,阐明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重要价值;第二部分,对创新街区的提出以及创新集群的本质与空间特质进行深入剖析;第三部分,在对场所营造关键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iFACE”概念模型,并以此框架归纳全球4个典型创新街区的共性;第四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2

 创新街区:

 高密度城市化区域的创新集群

2.1  创新街区的概念提出
作为对城市创新发展的空间响应,创新创业企业在城市空间中的集聚呈现出新特点,特别是近些年更是呈现出在大都市中心城区集聚的新趋势。针对这一新趋势的研究,肇始于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的研究报告《创新街区的兴起:美国创新地理的新趋势》(The Rise of Innovation Districts:A New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in America)[12],其后创新街区(innovation district)概念受到广泛关注,国内学者也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译介和研究,如创新城区[13]、锚定+创新街区[14]和创新区[15]等。但这些概念,并未很好地将创新创业企业在小尺度城市化空间集聚的特质准确直观表达出来,甚至还可能与已有概念相混淆。基于对该现象的持续跟踪研究[16-19],并结合国内外的创新实践,笔者认为创新空间可以通过空间尺度从小到大进行界定和分类,如创新楼宇、创新街区(或尺度相似、缺乏城市特质的创新园区)、创新城区、创新城市、创新区域、创新国家和全球创新网络等,在小尺度城市化空间中集聚创新创业的创新空间更适合使用创新街区①概念[18]。

基于此,本文将创新街区界定为,在小尺度城市化区域中,创新人才大量集聚、现代化基础设施完备、功能混合多元、以创新功能为导向的无明显固定边界的城市街区②。从字面可以直观理解,创新街区至少有两个维度的属性:“创新”+“街区”,即以创新创业企业高度集聚所形成的创新导向功能和城市化的生活环境为表征的街区空间。街区化生活环境揭示了创新街区所具备的城市特质,而创新导向的空间则强调了其集群本质。城市特质是创新街区区别于拥有创新集群属性的传统研发园区或科技园区的显著标识;创新集群本质是创新街区区别于同样拥有城市特质的传统商务区的关键特征。

2.2  创新街区的城市特质

创新街区是在城市化生活环境中集聚大量创新创业企业的街区,具有显著的“城市特质”(cityness),即复杂性、高密度、多元化和多样性[20],是城市内部小尺度规模的高密度城市化区域,拥有大量公共空间、功能混合的空间形态以及便利的交通和智能化环境等。创新街区城市特质除空间区位与空间尺度之外,还包括三个方面空间要件:公共空间、私人空间和便利设施[12]。

公共空间主要是公园、广场、街道等为社交、休憩和娱乐提供场所的开放空间。相比传统的空间,服务于创新街区创新活动的公共空间,大多经过重新设计,在信息技术驱使下强化智能建设,属于“数字化空间”。智能化的空间融合了环境技术、信息系统与实体空间等特性,如街道可以转变成为技术应用的实验场所,用于测试提供无线网络的新型街灯和废弃物收集等[6]。

私人空间主要是私人拥有并为创新人群提供有偿服务的利于创新的建筑与空间,如多样性住房和功能多元的商务楼宇等。以商务楼宇为例,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创业企业,大多会提供多样性的、成本可负担的弹性办公空间,或提供有偿服务的会场、开放实验室等。

便利设施主要包括服务设施和交通设施两类。服务设施主要为创新街区的居民、工作人员和游客提供生活服务,如快餐馆、便利店、诊所、咖啡馆、酒吧、超市、小型宾馆和酒店等;交通设施主要承担连接创新街区与街区外其他区域,至关重要的是利于绿色出行的慢行系统,如自行车专用道、人行道,以及提供大规模对外联系的快速交通系统,如地铁和快速公交系统等。

2.3  创新街区的集群本质

创新街区是在城市化区域中集聚创新创业企业的空间,其本质是一种创新集群,只是空间区位与空间尺度较为特殊。根据最早提出集群概念的波特(Porter)的观点,集群是“国家、州或地区甚至城市的特定地区特定领域集聚众多关键公司”[21],因此,创新集群是一个由众多创新创业的企业组成的地方性产业专业化组织。虽然知识型产品的非在地属性和低交易成本,让最初的集群理论似乎失效,但是当企业以真实的、面对面的方式分享想法、产品和服务时,创新企业集聚的确会提升创新能力[22]。因此,创新街区能成为创新集群,需具备两大要件:创新主体和社会网络[12]。

创新主体包括创新驱动者和创新培育者。创新驱动者,主要是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研发机构、企业以及企业家和创业者等。创新培育者,主要是服务于创新驱动者的公司或组织,如孵化器、加速器、共享空间和职业学院等,甚至还可以包括投入创新服务的法律咨询机构和风险投资公司。

社会网络主要分为“强连接社会网络”与“弱连接社会网络”,强弱的区别来自于行为主体之间的联系频度、相互关系的情感强度和互动行为的互惠度等。强连接社会网络,主要指在相关领域有紧密关联的关系,如工作室以及专业科技人员的培训会等。弱连接社会网络,主要指推动建立新兴特别是跨领域间的创新联系,如网络早餐会或公共空间偶遇交流。

将创新街区的城市特质和集群本质结合起来,创新街区的识别标准可以概括起来(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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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创新街区的识别标准
Tab.1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of innovation districts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2、18修改整理。

3

 创新街区的场所营造:

 分析框架与典型案例

一般而言,确定关键因素需要借助归纳法和演绎法,归纳法是在没有初始框架或假设的前提下,基于数据产生理论;而演绎法则是在研究伊始便建立一个理论,再在随后检验其有效性。不过,艾森哈特(Eisenhardt)于1989年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经典论文《基于案例研究构建理论》(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提出了一种介于归纳法和演绎法之间的方法,即具有预先分析框架的归纳法[23],表明案例也能归纳形成理论。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参考潘乔里(Pancholi)等提出的场所营造的多维概念框架[24]和既有文献的词云分析,本部分将先提出一个预设概念框架来构建理论,并采用跨学科观点对典型案例进行综合研究,归纳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共性特征。概念框架阐述了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一般规律,案例研究的归纳结果将有助于从现实世界中识别和分类实际有效的指标。 

3.1  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关键因素

场所营造一词来源于“place making”,其中“场所”指人为制造出的人文环境,“place making”的本意是指每个地方都可能通过人为的措施造出一些特点来形成吸引力。虽然“场所”在空间上显得比“地点”“小”一些,但把“place making”中的“place”翻译成“场所”,还是抓住了其本质[25]。已有研究认为,创新街区吸引力和创新活力主要是场所营造的结果[26]。关于创新空间或创新集群的场所营造,已成为国外场所营造研究的热点[6,24,27-29],关注点是怎样的场所营造能吸引和留住创新企业与人才。

当前,创新企业和人才越来越倾向于工作或生活在高密度城市地区的创新空间,尤其偏好具有特定场所营造方式的区域,特别是能提供富有活力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区域,这可从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研究的词云分析得到支撑。有关创新街区案例研究的学术文献使用的数据库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谷歌学术,检索时间为2008年1月至2019年6月。本文共选取88篇与4个案例研究相关的学术文献,并考察其各自的总规或研究报告和官方网站,以期形成全面而深入的综合分析(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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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典型案例的主要研究文献

Tab.2 Literature on typical innovation districts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由于中文文献对创新街区或创新集群的研究相对较少,词云图的高频词不突出,但创新、街区、空间、城市、创业、公共等仍是重要热词;而关于创新街区或创新集群的英文文献十分丰富,词云图分析比较有效,出现创新、品质、知识、场所、街区、文化、研究、城市、设计、环境等一批关键热词(图2)。词云分析表明,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研究侧重场所品质、创新企业、创新人才和创新文化等方面。简单而言,知识工作者更喜欢有品质的场所,这满足了他们对丰富多样生活的需求,而不仅仅是高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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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创新街区(集群)场所品质研究的词云分析
Fig.2  Analysis on hot research words in innovation districts (clusters)

3.2  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iFACE”概念框架

借助所选文献的词云分析结果,同时参考已有相关研究[24,29],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关键因素可以概括为5大类,即场所意象(image,i)、场所功能(function,F)、场所氛围(ambience,A)、场所结构(configuration,C)和场所环境(environment,E),可概念化为一个完整的创新街区场所营造分析框架,可称为“iFACE”分析模型。在该模型中,场所环境是创新街区建设的区域环境,是场所营造的基础和背景;场所结构、场所功能、场所氛围、场所意象等构成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4个关键要素;场所意象由场所结构、场所功能和场所氛围共同创造形成,是特定场所对外的核心表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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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iFACE”模型

Fig.3  “iFace” model for place-making in innovation districts

具体而言,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iFACE”模型中每个关键要素的内涵为:(1)场所意象(i),场所营造涉及创新街区中创新企业和人才难忘的和可想象的认识或经验,它将创新街区与其他区域分别开来。物理特征或外观(即结构),可观察的活动和目的(即功能)以及含义或象征(即氛围)共同创造了创新街区的特定场所意象。(2)场所功能(F),即创新街区中的活动类型、劳动力资源和发展过程等,代表了创新街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3)场所氛围(A),场所营造包含创新企业和人才的社会文化结构,创造了创新街区的创意氛围——即多样的想法、人群和生活方式,多元的文化和开放性。氛围与各种场景紧密相关,即音乐活动、街头艺术、夜生活和第三空间,以增强社交活力及社会和商业的互动。(4)场所结构(C),指创新街区的地理特征——即位于内城或郊区,城市、建筑结构和设计,以及便利设施等。从物质和社会两方面而言,结构都欢迎充满活力和健康的创新企业和人才,并为他们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物质环境。(5)场所环境(E),指创新街区所在城市在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区位、地位和品质等。

3.3  “iFACE”模型下典型案例分析
3.3.1  典型创新街区的形成

剑桥肯戴尔广场、纽约硅巷、伦敦硅环和巴塞罗那22@街区4个典型创新街区案例具有显著的共性特征:位于城市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街区尺度规模相仿,功能混合多元,富有创新活力。

(1)剑桥肯戴尔广场:依托著名高校的研发优势和创新氛围而发展。肯戴尔广场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大波士顿区的主要城市之一剑桥市。剑桥市拥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已成为生物制药和信息科技领域众多跨国巨头所在地和众多小企业的孵化地[3]。肯戴尔广场交通便利,从肯戴尔T站出发,步行5~10分钟,基本上能够到达区域内所有目的地。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科技和生物技术公司流入肯戴尔广场,包括以前从此地迁往“128公路”的高新技术公司也开始回流,形成的对居住办公的巨大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房产开发商,他们积极响应创新主体对城市化生活环境的诉求,大量开发公共领域[26],加之肯戴尔广场区域已有的浓厚的知识共享和创新创业氛围,最终成为一个集“工作-生活-学习-娱乐”于一体的创新街区。

(2)纽约硅巷:依托金融、文化和低成本优势而发展。孕育出硅巷的纽约,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世界级的金融、贸易、旅游、媒体、戏剧、时尚和艺术中心之一,目前已成为美国继硅谷后第二大高科技枢纽城市。硅巷最初集中集聚在纽约熨斗区,跨越曼哈顿中、下城紧邻纽约的金融中心华尔街和文化中心百老汇,既拥有大量历史建筑,也建有许多现代化大楼;既拥有大量国际科创公司,也是众多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所在地,被视为创新街区现象的典型[16]。硅巷从1990年代即开始建设,在经历2000年互联网泡沫冲击后,纽约市政府大力推行减税计划、增强基础设施水平、成立新经济行业协会,依托接近市场和丰富的人才与资金,硅巷成为大量初创公司心仪的落脚点,尤其是广告、新媒体、金融科技等行业企业,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电子商务、广告、媒体或时尚领域的初创企业家[30]。

(3)伦敦硅环:同样依托金融、文化和低成本优势而发展。硅环所在的伦敦,是英国和欧洲最大的城市,也是全球的金融中心、文化名城,拥有多元的人口、文化和语言,已经成为全球科技企业在欧洲的“最重要一站”,谷歌、脸书等顶级公司的欧洲总部以及众多初创企业纷纷落户于此。硅环是位于伦敦东区老街的周边区域,覆盖伦敦东区的老街和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斯特拉福之间的主要区域[3]。硅环的形成是典型的先市场集聚后政府干预的过程。在形成之初,该区域因紧邻市中心和金融区的地理优势、丰富的配套设施以及曾经衰败所形成的成本洼地,吸引大量初创企业集聚;企业集聚吸引了政府注意,为进一步推动硅环发展,英国政府推行了“科技城”计划,为企业家和投资者提供了大量优惠政策,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项目(如创新仓库、创业加速器等)增加对硅环地区的投资,加之以英语作为主要语言和英国开放的文化环境,大大促进了硅环的创新发展[3,31]。

(4)巴塞罗那22@街区:依托大事件和低成本优势而发展。22@街区被誉为世界第一个成功的创新街区,是政府主导的结果。西班牙巴塞罗那都会区面积4268km2,人口约500万人,为西班牙第二大城市,也是自工业革命以来西班牙的国家工业中心。巴塞罗那22@街区位于巴塞罗那大都市区的核心地带,该地区曾经一直是巴塞罗那乃至西班牙领先的制造业中心,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留下很多工业遗存[27]。借助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巴塞罗那实施“22@计划”核心战略,致力于建立一个以“22@”(知识技术密集型)③替代“22a”(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创新街区,通过基础设施改进、完善公共设施和工业遗产的保护开发,成功地实现了4.5km2滨海区废弃工业地的升级改造,发展出居住、商业、生产、研究培训和技术转移等功能,居民的工作和生活品质也得到极大提升。

3.3.2 “iFACE”概念框架下典型创新街区的场所营造

基于本文的“iFACE”分析框架,对选取的全球4个典型创新街区的场所营造进行共性分析(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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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iFACE”分析框架下典型创新街区的场所营造

Tab.3 Place-making in typical innovation districts under “iFACE” framework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6、22、24、26、29修改整理。

(1)场所意象(i):生活方式多元,安全系数较高,场所意象良好。提供不同类型的娱乐和活动,促进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在街道上提供充满活力和活跃的日夜生活,以提高集群的人气。在街道和公共场所提供高效的照明系统,并通过夜市、酒吧、娱乐活动等激活街道,确保24小时安全。通过重视古迹、历史建筑、独特建筑或别致的自然环境等,塑造地方独特的品质。

(2)场所功能(F):政府积极支持,企业追求卓越,人才多元智慧。政府和机构收集公共需求,共同开发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如道路、公用事业等)。提供各种先进的基础设施(如ICT和数字化设施等),以吸引和留住国际国内的创新企业和人才;吸引著名的研究中心,以促进知识的产生和溢出;吸引著名的知识型公司,以提升创新街区的声誉。联合区域内的大学和研究中心,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提供多种工作机会以及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吸引国际国内创新人才。

(3)场所氛围(A):文化氛围浓厚,社会网络完善,态度开放包容。提供开放的社会和文化空间,如会议场所、文化中心、博物馆、画廊、电影院、图书馆和剧院等;策划大众参与的活动(如现场表演、文化节日等),通过展示公共艺术,保存和重建文化遗产和遗址来表征文化环境。开发共享空间,使企业间便利沟通、联系,以促进知识溢出;发展公共社区和公共空间,以促进居民互动增强社区意识;发展对话交流平台,促进公众和公司间互动,并将人才和企业联系起来。吸引并接纳不同的人群和生活方式,提升区域内文化多样性;吸引大量艺术家和发明家,营造艺术、文化和科创氛围;创造雕塑、绘画等艺术品,营造创意氛围。

(4)场所结构(C):基础设施完备,城市景观宜人,土地混合利用。创新街区与城市的CBD、机场、大学、研究中心等重要部分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和数字化基础设施等紧密相连;确保学校、医院、养老院等重要公共服务设施的设立及可达性;提供先进的公共开放设施(如自行车道、慢跑区等)以及零售设施(具备免费Wi-Fi的餐厅、咖啡厅、酒吧等)。区域周围有独特的自然环境(如海滨、公园等),独特多元的建筑环境(如历史建筑、旧工业基地等);建筑底层多与街道互联互通,行人方便进入,保持建筑与街景的连接;区域规划以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为导向,促进区域内的融合协调。为避免城市无序蔓延,区域内分区灵活,控制住宅区、商业用地和工作区域的价格和用途,以促进城市活力及其可持续发展。

(5)场所环境(E):高密度城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高素质劳动力集聚。所在城市都是欧美国家的大城市,有开发和推进创新街区发展的详细计划;区域内拥有高水平的著名大学、高素质劳动力,以及多样化的种族和文化。研究表明,这些极具创新活力的创新街区的成功发展,为城市新一轮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是政府在新经济形势下实施以知识为导向的战略,以及区域内各企业自身的努力等多方协调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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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与展望

在当今世界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发展态势下,新时代的我国城市正在形成“城兴人,人兴业”的城市发展新逻辑,吸引创新创业人才成为城市竞争的显性表现。创新街区作为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动力,为吸引创新创业人才提供了良好的选择,而场所营造成为创新街区建设的关键策略。本文采用基于案例构建理论的分析方法,建立了“iFACE”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对国外典型创新街区场所营造进行了对比研究,归纳出当前成功的典型创新街区中场所营造的关键因素,即:源自城市化区域,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高素质劳动力;基础设施完备,城市景观宜人,土地混合利用;政府积极支持,企业追求卓越,人才多元智慧;文化氛围浓厚,网络构建完善,社会开放包容;生活方式多元,安全系数较高,区域意象良好。这对当前我国从创新街区打造的角度提升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水平有一定的参考指导价值。 

本文为创新街区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并为场所营造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但受限于信息和素材的局限性以及国内创新街区实践的不足,本研究未能结合国内创新街区建设实践,也未能对场所营造与创新街区创新活力间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创新街区的建设是否存在场所依赖也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未来的后续研究,将尝试用创新街区场所营造的“iFACE”分析框架对国内的典型案例进行对照研究(如北京海淀中关村、上海创智功能区、深圳南山科技园和杭州滨江高新区等),并借助问卷调查和访谈,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角度对创新街区建设可能存在的场所依赖进行量化研究,进一步探究场所营造在创新街区吸引创新人才和激发创新活力方面的作用与机制等。


注释

① 2018年3月29日笔者在杭州“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系列论坛第二场——产业创新发展专场”中做了“城市发展新逻辑与创新街区建设”的报告,“创新街区”概念和理念引起了与会专家和实务部门的兴趣(详见:程鹏宇,王静雯,尹贵,等.新一轮杭州城市总规进入战略研究阶段.杭州日报,2018-03-30)。也正是缘于这次会议,“创新街区”概念得到了我国著名的产业集群专家王缉慈教授的认同,认为创新街区比较适合我国城市发展实际,在语义上较少歧义,更便于学术研究和建设实践。随后,在王缉慈教授最新的《创新的空间——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修订版)(科学出版社, 2019)一书中,笔者撰写了《创新街区——促进创新的实体空间》一章。

② 科技园区的城市化发展虽然也是一种重要的新经济现象,但与在已经城市化的区域集聚创新创业的现象不同,前者的本质是创新创业企业集聚后出现城市化过程,而后者则是在城市化区域集聚创新创业企业。虽然两者在最终结果上,都表现为城市化地区集聚了大量的创新创业企业,都算是创新街区,但两者在发展时序和发展逻辑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的创新街区概念侧重于既有城市化地区集聚创新创业企业的创新空间。

③ 区域内的“@活动”包括信息技术、设计、出版等与知识、信息的生产、交换直接相关的高科技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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